孙尚勇，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周南》《召南》主要是西周取代殷商之前的作品，与周人创业以至兴盛密切相关，是周人经营南国的教化之具，这两组作品最初确立的时间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前后。《关雎》《采蘩》《采蘋》等反映采摘菜类用于祭祀的作品，可能产生在文王最初举行禴祭和称王之后“修商人典”之间的二十余年当中。《周南》各篇体系严密，《召南》诸篇大体可以跟《周南》形成一定的照应。《周南》《召南》教化的伦理中心是夫妇关系，格外强调女子的贤德和教育。《周南》《召南》中最早的诗篇正是周人以文德教化经营南国的集中体现。

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

1937年11月国府迁渝后，重庆出现的阶层易位、身价涨跌现象，可谓史无前例，其生成语境与书写意图皆有其特殊性。在战时国都，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被逆转，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相对态势。大后方作家对阶层易位现象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身份地位建构中的经济因素，身份地位与知识、权力、道德脱钩后，异化为以金钱来计算和量化的一种符号，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身价迅速跌落。身价的变迁不仅涉及生存资源和社会声望的分配，也重构了家庭内部的秩序。在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中，商人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装置，是作为想象重庆和国家的一条路径。身份地位的涨跌故事包含了对战时生存、阶层异动、抗战观念和国家政治的多维审视，并表达了建构无差别的抗战身份的意愿。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苏冷战和朝鲜半岛热战，主动开展人民外交，通过民间合作，从1953年至1958年先后协助21批在华日侨回国，赢得日本人民的欢迎和感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政治胸襟。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不仅尽量避免与新中国的官方接触，而且以“情况不明”的四万人问题、“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等，无端指责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政策与事实，甚至在大多数日侨归国后再次“弃民”，中断在华日侨的归国路。这反映了人民外交遭遇政治强权和国际霸权的无奈与现实，既无法保障中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顺利进行，也难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只是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走向“半官半民”的量变积累。

牛力，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哀病流离，穷困交迫，生活深受“穷”和“病”困扰。从困居香港，到暂留桂林，再到托足燕大，其间都有一笔或隐或显的经济账，影响着陈寅恪的抉择和行止，他本人也有“急急于争利”的自嘲。陈寅恪享有战时大学教授的最高待遇，也是唯一一位任职于私立大学的部聘教授，地位优崇，“月支双俸”，但生活仍入不敷出，甚至每况愈下。抗战末年陈寅恪因目疾手术后，教育部破例给予高额补助。即使在战时环境中，陈寅恪依然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且享有特殊待遇，体现出陈氏所拥有文化资本的稀缺性，以及在体制内寻求资源的能力。

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

在意识现象学的领域中，情感行为占有很大的权重。与它相近的意识体验类型还有感受或感情、情感、情绪、心态等等；而与它相邻的意识领域则主要由认知行为和意欲行为构成。对情感意识的各个类型的界定和分析是意识现象学所要施行的初步工作。舍勒所完成的诸多情感意识的现象学分析为后来的情感哲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方向。他将感受行为首先理解为价值感受及其种种形式，对应于被感受价值的种种质料。各种迹象表明，情感领域中的先天感受形式与后天感受内容完全可以用认识领域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模式来解释，因而在整个意识领域中都处处可以发现胡塞尔所说的“先天综合原则”在起作用。

Christopher Gutland（克里斯多夫·古特兰德）, 中山大学哲学系

宋文良，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

张小雅，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

费希特尝试通过智性直观来研究先天之物，他的智性直观和康德的分析判断相类似，是一种研究先天之物的分析式方法。而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则更接近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研究先天之物的感性—综合式路径。费希特单纯通过分析概念间的思想关联来研究了先天之物，但并未顾及感性经验、空间和时间的作用。胡塞尔则认为，没有感性经验作为基础，也就无法考察先天的本质，感性经验始终是研究先天之物的先决条件。这两种探讨先天之物的方式有着各自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自我的认知和意识活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林爱杰（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数字金融的发展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比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杠杆率都要低，即小微企业使用数字金融既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又进而降低了杠杆率，数字金融发挥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欠发达地区、成长期的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大于对发达地区、非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和生命周期异质性，也说明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的小微企业更加依赖于数字金融，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小微企业的作用属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