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南京 211171）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主要通过揭露落后农民的等级意识、迷信观念、守旧思想、自私心理和看客心态等精神痼疾展开。开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这一时期解放区作家自觉追求、有意作为的结果。它继承和弘扬了“五四”启蒙传统，也响应和贯彻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教育人民”的要求，表现出了以“我们所写的东西”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的努力。这一批判在思想领域展开，固然具有“启蒙”的思想价值；同时，又以其对“救亡”的促进作用，取得了超越思想领域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宏观哲学以观念或者概念作为思想形式去制定理想目标和思想表格。它的模式是数学与数量的，暗含着“已经知道”，它是一种变换模样的先验论模式。这种模式的各种思想衍生品隐藏极深，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很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框架，以致严重束缚了自由的想象力。这也是中国难以出现真正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宏观哲学的衰落，是由于现代欧洲哲学问题趋向微观化。它不从“已经知道”出发，而是探讨“知道”的缘起，解构思维形式，诉诸思想的当下场景，将时间问题空间化，填充了物质内容，以差异消解统一，日常用语成为微观哲学的新词源，返回原样的生活与思想世界的细节与事件，使未来哲学走向更加自由与开放。

刘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亨廷顿所命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展开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近半个世纪后，这波浪潮走了多远？在卷入其中的国家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稳固，有多少走向了民主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民主衰退？又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政体韧性？在Polity IV、Freedom House、World Value Survey等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大约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走向了民主的阶段性稳固（在人口大国中，则为1/3），有近2/5经受了不同意义上的民主挫败（在人口大国中，则为一半左右）。就“民主衰退”现象而言，在新兴民主中，它主要不是体现在政体数量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民主的质量退化上，即政治自由度的显著下降和“中间政体陷阱”的出现。但是，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和历史参照系下的“民主沉淀度”而言，新兴民主又展现出相当的政体韧性。研究显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果多样而复杂，很难以完全的乐观或悲观判断去概括。

1 雷瑞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武汉 430074）

2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在某些情境下自由不得不与人类其他基本价值相权衡。因为自由的价值不在自由本身，而在于我们利用自由从事何种活动。自由不仅意味着他人无权进行得不到辩护的干预，也意味着他人和社会理应提供个人实现自由的条件。而公共卫生中群体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既包括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也包括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某些情境下，个人的自由有必要让位于群体健康，但在公共卫生工作中限制个人自由必须满足一定的可辩护的条件，即有效性、相称性、必要性、侵犯最少和透明性。

姚尚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城市化意味着城乡关系、空间结构与民众公共生活的重组，中世纪之后，个体权利崛起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拓宽了国家与城市、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理解，借助资本的流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并借助“权利走廊”这一制度外通道，全球城市网络结成了权利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过现有的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以两种形式实现城市的权利：一是进入全球城市的地理空间；二是进入全球城市的连接网络。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困境，但这种困境是全球化被强行中止的沮丧，是通过“权利走廊”进入全球城市体系进程戛然而止的迷茫。星罗棋布的城市个体、密布于全球资本网络的地方单位，正在深刻消解权利差距和城乡差别。随着这些差距的逐渐消失，全球城市的“权利走廊”终将失去其权利启蒙与动员的作用，而这恰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真正起点。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城乡关系转变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重大主题，而新冠肺炎疫情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城乡关系问题提供了“契机”。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冲击”和“转型”双重影响。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视角下，城乡关系演变通常表现为农业小部门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三大趋势。疫情对我国城乡关系产生了产品供给、要素流动、就业结构、消费抑制、财政资源配置等多重效应，这些效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产业性质、农民的就业选择以及农村的社会功能，即推动人们从经济和社会等多重维度理解农业农村，从效率和均衡等多个视角理解城乡关系，从三大趋势隐含假设与中国实践的比对理解城乡关系演变的本土特征。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下一站”应走向协同型融合，这种融合内含了产业分布、要素流向、主体特征、空间格局、公共产品配置等方面，而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嵌入和增强则为协同型融合提供了制度基石。

雷望红，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长沙 410000）

当前，我国城乡家庭的母职形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倾向，城市母亲更加倾向于扮演“虎妈”角色，农村母亲则更加倾向于扮演“猫妈”角色。城乡母亲的角色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家庭资源动员能力和教育竞争环境的综合影响：城市家庭的教育资源动员能力和家庭教育竞争压力，使得城市母亲在投入与压力中形塑了“虎妈”形象；农村家庭处于教育资源匮乏和家庭教育去竞争化的境地，农村母亲在亏欠与无奈中形塑了“猫妈”形象。城乡母职形象的差异化表达所映射的是城乡家庭教养制度的分化与变迁，城市家庭教养制度从民主型走向压力型，而农村家庭教养制度从专制型走向松散型。一方面家庭成为分化社会和分化教育的最大力量；另一方面城乡父母共同承载着教育发展的焦虑，反映出我国教育制度异化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