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官方微博@人文清华发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在一次演讲中透露，互联网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一个博士不能6年按期毕业，互联网银行将会对其信用扣分，将影响其贷款额度，会被认定为是自控力不够的表现。

江小涓教授同时提醒在座博士生，现阶段的互联网银行，可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得知，你是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以及你是否存在延期毕业的情况，这将会与你的个人信用挂钩。

“博士生延毕，或将影响个人信用”为何这样的话题一出就备受关注呢？有网友质疑，博士生延毕扣的难道不应该是导师的征信么？读博超过6年就是自控力不足，这种评价标准合理吗？

以往遇见博士生延期毕业的情况，我们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追究延毕的原因、分析应对措施等问题上，即便想到延毕的后果，最大程度上也是在个人学业层面的影响，如今按照这样的说法，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讨了延毕的后果。

按照江小涓教授从互联网银行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信息“如果一个博士超过6年未毕业，会被认定为自控力不足”，你是否认同这一说法呢？如果互联网银行按此标准对待博士生是否又过于苛刻呢？

以自控力不足去评价一位延毕的博士生，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往往造成延期毕业的客观原因也是举足轻重，例如：一些研究领域的课题存在难度，导致实验时间过长或反复实验；一些高校将高质量期刊文章的发表纳入毕业要求，但是部分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审核发表周期长、难度大等情况，都将会在无形中延长博士毕业的时间，这也不是个人能控制的，在我们身边像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央视一套朗读者节目曾这样描述他：

“当薛其坤三战考研的时候，他没想到自己能在41岁时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当薛其坤花了七年才拿下博士文凭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由此可见，不管是身边的优秀博士，还是作为前辈的科研大牛，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可能经历过延毕的情况，以上两位都具有7年读博的经历，如果以结果为导向，又怎么能验证他们的自控力不够呢？

同时，来自荷兰和南非的一组科学家利用两项博士候选人的数据，观测了博士论文延期的一系列原因（van de Schoot et al, 2013）。他们指出，以下因素会影响博士学位完成率和/或学位完成时间：

由此可见，造成延毕的这个结果，存在着多数综合因素，不能单凭毕业时间去给一位博士下定论。互联网银行以这样的指标去扣博士生的信用分，甚至影响个人的贷款额度，是否过于片面呢？

不过，来自知乎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张华指出：银行对个人的经济评价决不能解读为能力评价，更不能作为道德评价。银行对延毕博士扣信用分本身是有充分经济学理由的，银行信用分只考虑评价对象还款能力，名校博士预期工作后有比较稳定优质的收入。延毕博士就很可能存在无法毕业的情况，因此银行相应下调授信是非常合理，且合乎逻辑的动作。

再者说到博士生延毕的后果，从教育管理视角看，延期毕业不仅会对导师的声誉、招生指标和培养经费等产生影响，也给学校的住宿和管理造成一定压力。

从博士生的生活问题来看，延毕除了影响个人贷款额度之外，可能还意味着社保的停缴。一般导师如果有自己的公司，会给门下博士生缴纳社保，学业的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保缴费期限的重新计算，直至影响一些生活问题的延期，如：买房买车落户等。

结合多方因素来看，即便“互联网银行对于博士生延毕与个人信用相关”这个评价制度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但是也给了我们启示：读博延毕的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生活着也可能都会存在着一些关联影响。所以说，抓紧时间按时毕业才是规避制度约束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