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义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2

汪裕雄将审美意象作为审美创造的心理本体，结合中西文化历程从历史维度梳理了神话意象向审美意象演进的过程，在阐述宗白华意境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意象（意境）创构美学的初步设想。在研究方法上，汪裕雄将审美心理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并有所拓展，对以《周易》“言象互动”文化符号系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古代意象美学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将“意”“象”结构问题作为中华美学的核心论题加以阐述，提出了意象结构分析的情致模态说。汪裕雄立足中华文化本身、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独特性的学理探索，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艺象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生命有机体。中国古代的“兴象”观强调外物对心灵的感发，体现了主体拟象的能力，是模仿与创造的统一。同时艺术家也会由意构象，尚意抒情，游心于物，伴随着灵感的激发创构艺象。主体立象尽意，迁想妙得，使心物得以交融。艺象的经营位置体现了虚实相生、疏密相间等特点。意象通过主体的构思和艺术语言物化为艺象。艺象中的语言是艺象的肌肤，象与意同语言高度融合，是艺象生命整体的有机部分，参与了艺象的创造过程，包含着情感色彩，利用语言的张力获得奇妙的效果，并展示了语言本身的魅力。

郭中元 邹立刚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口 570228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额外卫生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疾病传播与最小限度干扰国际贸易和交通，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缔约国提供额外的保护以及回应国家的主权关切。额外卫生措施具有例外性、补充性和较大自主性。为避免适用中引发的争议，缔约国应在全球卫生治理的视域下，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理念，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杜绝以保障健康为由进行政治经济博弈，以国际合作防疫为出发点，做到审慎、善意和合理适用。在采取具体措施时，以适度性原则为基准，遵守比例原则、善意原则等一般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贸易、国际交通等领域的条约法规则，做到目的正当且与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需要相均衡。

胡智锋1 王 昕2

1.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2.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自电影传入中国，拍摄中国影像、制作传播“中国故事”的主体就不断发生着变迁，其传播效果也因路径区隔产生着诸多差异。既有能在国际国内传播中达成双向抵达的，也有只在国际或国内产生较好传播效果的。这与“他者之镜”和“自我之眼”折射或观照“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也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国自身影像市场规模的变化有关。通过对这些变迁主体和差异路径的分类、梳理和连接，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故事”影像坐落的世界图景和发展方向，在更为繁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中推动“中国故事”的影像传播。

刘 茜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广东深圳 518061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胡成恩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1121

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与现象学家马里翁都将爱欲现象看作最原初的现象，但拉康通过对自我和爱欲之起源问题的回答，使其对爱欲的还原比马里翁更具彻底性。在对“去爱”现象的分析中，马里翁主要局限于情爱之爱并最终走向超越的上帝，他由此取消了爱智之爱而重复了对它的遗忘。相较于马里翁，拉康对各种“去爱”现象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但对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也仅停留于精神分析式的批评而同样重复了对它的遗忘。有鉴于此，本文最后回到《会饮》，尝试对爱智之爱作一简要的还原和分析，并由此出发提供了一个针对“爱智之学”的初步反思。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内涵厘清、理论定位、对象界定、研究范式确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首先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本质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解构为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这五种属性不仅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同时每一种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缺一不可。在辨析每一种属性的理论起点、内涵机理、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对该属性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构建思路展开研究。

杨青龙1 金 磊1 Jeeseon Hwang2

1.南京财经大学，南京 210023；

2.首尔国立大学，韩国首尔 08826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方向由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所塑造的产业比较优势所决定。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6年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知识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加权合成“综合成本”，进而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此同时，构建了产业比较优势指数，具体研究比较优势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综合成本总量上涨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其子成本上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分样本检验表明，综合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为更好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通过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通过着力于制度创新，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通过优化资源环境税费体系，强化企业的生态自觉；通过改进外部环境，推动知识要素扩散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