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200062。    

摘要：政治文化是政治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政治信念、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的总和，是通过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的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政治倾向。它和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对国家稳定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追求国家强大的政治目标、深化改革开放的政治共识、实现美好生活的政治期待、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要求。它们凝结在一起，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气质、政治性格，共同作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行状况，并对党和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一致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保持永久活力。

格泽高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

廖舟，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100875。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震动了世界，其漫长的阴影将伴随我们多年。它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挑战，并与一些负面的全球大趋势相互叠加。疫情后的世界将是多元的，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择。发达国家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地缘政治将有新的变化。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会被改变，而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将加剧。新自由资本主义与民粹资本主义殊途同归，无论哪一个都特别危险。我们需要通过以下三点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逐步向新实用主义过渡，采取温和的经济策略，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巴曙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30026。

摘要：欧盟致力于在成员国内部推行数字化单一市场,完善监管生态体系，为监管科技发展提供沃土。本文梳理欧盟金融监管框架,介绍欧洲及其主要成员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再从监管端和合规端两方面梳理监管科技的实际应用。最后，回顾欧盟监管科技的发展，总结欧盟监管科技的推动因素，并为我国监管科技发展提供经验。

皮勇， 武汉大学，430072。  

摘要：美国对计算机犯罪采取延伸适用现有刑法规定的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专门的网络犯罪立法体系，先后制定和修改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拦截计算机通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密码类设备、身份盗窃、计算机相关诈骗等犯罪立法，及时回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社会需求，重点突出，富有创新性，与其司法体系相协调。美国是欧洲理事会《网络犯罪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与美国网络犯罪立法对世界各国有重要影响，但是，该公约的发展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成为国际社会打击网络犯罪的立法“标杆”，美国网络犯罪立法缺乏系统、全面的规划，过分重视特定犯罪立法，部分犯罪处罚范围狭窄。

叶良芳，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310008。

马路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310008。

摘要：英国是网络信息化建设的先发国家，也是较早运用刑罚制裁网络犯罪的国家。英国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专门针对依赖型网络犯罪，而对利用型网络犯罪则交由传统刑法规制，这是其最鲜明的立法特色。《计算机滥用法》是英国制裁网络犯罪的基本法律，《警察和司法法》《严重犯罪法》等法律是修正性法律。英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在罪名创设、罪状构造、刑罚配置等方面均有值得镜鉴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对照英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应当继续坚持重在规制纯正网络犯罪的立法方向，重新设定计算机基本罪名的关系，并注意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相协调。

李建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100875。

夏永红，华南师范大学，510006。  

摘要：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创造性工作，西方学者对此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引入国外心理学对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心理学一般将新颖性、有用性和新奇性作为创造力的判准，基于此，人工智能具有一定创造力，但由于缺乏内禀的规范性，它只具有弱人工创造力，因而无法取代人类在创造活动中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创造力在未来人类生活中不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人工智能与人类存在着一种既耦合又去耦的关系，因而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二者存在分工合作的关系：智能机器从事的是一种变异劳动，而人类主要从事规范劳动。这也表明，在智能机器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力非但不会被机器所取代，反而还将从繁重的认知变异活动中解放出来，更为直接地进行创新活动。

汪习根，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周亚婷，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摘要：西方针对中国的疫情歧视，严重挑战着理性健康的国际公共卫生秩序。为应对疫情歧视，在医学和治理之外，有必要引入第三条路径即基于权利的疫情歧视克服路径。从法理实质上看，疫情歧视兼具公私双重侵权属性，以自由价值损害平等价值，以霸权文化挑战多元文化。从构成要件上看，在行为上可以细分为歧视与煽动歧视两类；在模式上可从区别、排斥、限制与优待四个层面加以识别；在主体上可分解为国籍歧视与种族歧视两类；在义务上可分为违反尊重、保护与实现义务的歧视三类。疫情歧视不同于国际人权法上的人权克减，克减不当或过当构成疫情歧视。为克服现有法规范和法学术在人权克减界限问题上的严重不足，可以从性质、程度、限度和构成四个方面严格区分歧视与克减的界限。只要符合上述疫情歧视的构成要件，便可通过国际法律途径予以究责。

汪习根，1965年生，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430074。周亚婷，1990年生，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研究员，430074。   

余明锋，同济大学，200092。

摘要：从自然史的视野来看，瘟疫的阴影与文明史相伴相生。自驯化革命和农业定居开启了细菌和病毒的跨物种迁移，城市化和全球化就必定会加剧这种风险。烙印在西方视角下的世界历史中的四大瘟疫都是各自时代的全球化故事，都对文明史的进程产生了转折性影响。要理解新型冠状病毒何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互联和时空压缩。马克思为我们揭示了背后的资本逻辑，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一步指出风险的全球化。可新冠病毒的危机表明，风险社会不会自动导向焦虑型团结，焦虑型团结也没有能够完全取代需求型团结。全球化将会有反思性转向，未来的全球化不仅要求经济上的互利，而且要求风险上的共同承担。从自然史的视野来看，人类需要反思自身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未来的全球秩序需要一种更具“未来性”的文明观。

后台回复关键词【5】

完整版PDF论文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