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立项和评奖的社会效用都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它直接导致学者的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一系列不利科研的心态和行为倾向。

有关部门原本试图以立项和评奖两种投入来激励和帮助人们进行科研，以期出现更专注、更投入的科研行为，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在此前若干年实际操作过程中，立项和评奖的社会效用都已经发生变化：由起初的正面效用，逐渐演变成负面作用不断加大，如科研资源被浪费，与学术挂钩的腐败等等。这直接导致学者的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一系列对科学不利的心态和行为倾向。

（1）厌倦

现在的激励制度，使一些人出“成果”变得快了。过去数年潜心研究一个问题是科研，现今一年搞几个课题、写几篇文章、捞几个奖也是科研。后者真是一条捷径！在走捷径者功成名就的喧闹声中，那些原本愿意坐冷板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要想不动心、不烦心很难。

由此，不论以科学为“道”者还是为“器”者，对真正潜心科研的价值越来越怀疑。同时，一个学者要想让自己的科研被社会认可，就必须得到项目和奖项的标签。在争取的过程中，学者发现必须有求于某些官员，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官员在左右着成果的等级；同时人们看到，这些官员尽管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兴趣和热情研究科学问题，却总能拿到更大的项目、更多的资金、更高的奖励——获得更大的“科研成果”。

摒弃业务去当官似乎成了“科研”成功的不二法门。就这样，立项与评奖的权威性，学者科研的神圣感被权力剥夺了，科研的成就感被投机钻营亵渎了，科研的快乐感被假造的成功扫荡了。由此，一些真正的科研者对科研不再是热爱而变成了厌倦。

（2）流俗

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过于现实的，只关注当下，不怎么关注“头顶星空”的先天不足，今天社会激励的方式更强化了这一弱点。知识分子在社会里应该有一种道义上的担当。他的行为应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道”与“义”的追求。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他应该追求高于世俗的“乌托邦”内容。

同时，作为学者他应不为物累，不假外物，珍视独立人格，以真理为最高价值。但是在“跑课题”、“跑经费”、找熟人、托关系等现象成为学者必修课、成为不少人成功绝招的今天，人们的行为心态自然也会变：从潜心科研到追官、捞钱、到玩科研。在这其间，学者的清醒、人格的清高已荡然无存。一些学者沾沾自喜于依靠权力的荫庇而申请项目、得奖，津津乐道于其带来的种种实惠和好处，其行为完全像一个混迹街头的小市民。

在这过程当中人们看到，对科学对创新有兴趣、愿献身者已变得越来越少。人们的心态越俗，越是少有人认为真理有最大价值，越是少有人甘愿坐科研冷板凳，越是少有人愿意在科研上真的下苦功。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会完全失去学术上的理想，再不去关注那虚无飘渺的“星空”。

（3）失魂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领悟和反思。人们意识到，真正的科学研究中所涵括的那些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精神体现，是科学事业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应该具备的意识和态度，具体到学者身上则表现为信念、价值认定、兴趣志向、责任感、使命感等心理特征。

从历史上看，在儒家文化和封建专制制度等多方面影响下，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比较欠缺科学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的科学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科学的追求到1978年科学大会时达到了高峰。然而在今天，人们的价值追求差不多又回到了很久以前。

在中国科协一项对影响创新因素的调查中，53%的人认为“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33%的人认为科研也应该“一切向钱看，物质利益第一”；37%的人选择“有机会可以走仕途”；45%的被调查者觉得自己因“社会环境的利诱，难以静下心来”，53%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人们急功近利，既可以淡忘科学价值和理想，也可以冷淡自己的研究兴趣——这一切的综合结果是我们的学者与科学精神渐行渐远。

（4）痛苦

对科学研究——特别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而言，价值观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既可以决定学者是否热爱科学、决定其研究旨趣，决定他们研究的层次与深度，也将决定他们最终能获得的成果的水平。

今天，学问被投机取代，钻研被钻营嘲笑，清高被学官轻薄。今天那些像陈景润一样只会“傻”做学问的学者只能感觉到自己已被彻底剥夺，仅有的清高的资本已一文不值。徜徉于科学探究中来获得人生的成就感、生活的满足感、生命的意义感，那样的美好时光将不复存在。陈景润当年成名前居8平方阁楼十数载可以安贫若素，虽人不堪其忧，而他不减其乐。

但是，今天再有像这样专心于专业的“傻学者”，其内心恐怕就只能充满低能、无奈、苦恼、焦虑这类痛苦感觉。十几年的痛苦或许将扼杀这个天才。

（5）虚浮

现今中国学界的浮躁有目共睹。现行制度鼓励研究人员要更多地立项、更多地发表论文、评奖。当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标签而不是内涵决定一切时，就会迫使、诱使学者采取一切手段追求立项、评奖、论文发表，甚至伪造、剽窃。

于是，有人把不成熟的实验结果发表出来；有人把一个成果稀释成若干篇文章，或变成半重复的不同文章发表；有人把同一科研成果变换侧重点后重复申报鉴定或申报奖励；有一些科研单位和个人抄文章、编数据、搞假课题；在发现有人弄虚作假时，单位、单位领导者的态度更是暧昧可疑。